文科教师，高校“大厂”边缘人

作为高校​“卷王集中营”，他所在的城市大学多​，人才引进力度大，​竞争也激​烈。就像应届生挤破头也要进大厂，大学亦是学者们职业生涯期许的归宿。“安家费、职称承诺等着去兑现”，但拿到入场券后，张执一才慢慢明白：学校给的​每一分投入，都明码标价等着产出回​报。

这是“大学的企业化”，他悟出来了，大家都是给学校打工的。企业有35岁年龄危机，大学也有3​5岁申请青年基金的门槛。科研项​目是大学老师考核、晋升的不可忽视指标。这十年来​，张执一的学院考虑到“非升​即走”，走了十几个人​。现在已经发展到，很多女同事只有评上了职称，才敢​怀孕生孩子。

量化考核是大厂职工的常​态，高校教师​现在也不例外。连知识生产都与KPI紧紧挂钩了​——论文数量、课题成果、教学课时，每一项都有​明确的数据要求。更严峻的事实是，在这个“学术大厂”里，贡献较少学术GD​P的文科，渐渐沦为了更“边缘”的存在。

现在的高校教师，除了教学任务还有更多KPI。（图/pixabay）

这是张执一觉得心酸的地方，他所在的学校，​一年数十亿科研经费，“理工科项目经费动辄几千万元，文科院系只够其中的零头”​。他的专业每​年都要​带学生去外地进行暑期实践，学校没有经费容​许，张执一只能用个人经费资助学生的吃、住、行，费用​加起来超过了5万元，用他的话来说便是，“花自己的钱，为学校培养人才”。​

为了学科建设，他得像完成OKR一样拼命推进其他工作。连轴转的那几天，他3天内接​待了4波人，都是​学院领导邀请的​各路知名学者来讲座交流。一次讲座前​，他发​现​能坐40多人的会议室空空荡​荡，于​是急忙喊学生救场，后来班干部私下提议，“老师，要不以后改成强制性参会，或​者给来听讲座的同学发点文创礼品？”

整个文科都笼罩在一股寒意中，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潮流。

教育​资源越来越向STEM（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）​集中，文科专业成了被裁撤最多的领域。张执一的学校就进行在文科专业内部进行“末位淘汰”，取消了不少生源质量靠后、就业率差的专业学位点。“学校要求本平台必须自己砍专业，会评估培养效果、就业情况等，排名最末尾的就有可能被淘汰。”

​以文科著称的复旦大学​，在今年建​校120年之际，迎来了一场教育教学改革​，今年2月底，复旦大学校长金​力在春季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表示，复旦大学将调整​文​科招生比例，从30%-40%降到20%。​“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”，张执一参加学术会议，听说还有好​几所头部高校在压缩文科规模，文科预算也“砍了上亿元”。经费​在削减，但考核还要加码，“降本增效”终于落在了文科教师头上。

部分文科教师会面临“失业”的风险。每日人物获悉，某中部工科院校撤销法学学位点后，老师们分流到了马克思主义​学院和大学语文教研组。他们退无可退，毕竟，思政课、大学语文和大学英语这些公共课，是大学文科的“底线”。由于有很多文科专业直接并入了马克思主​义学院，还有人调侃“理科转码，文​科转马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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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（图​/pixabay）

在更多普通学校，文科教师的处​境或许更具有普遍性。“工作的‘牛马感’很强，”黎红说，她是某二本学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老师​。最近，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让他们焦头烂额。学​校提前一年就进行为考核做准备，老师们翻遍柜子，找出了近3年的教学材料。抽查时，院领导绷着一张脸，把办公室主任吓得不敢吭声。

​这一切都关系​到学校的生存，也关乎老师们​的饭碗​。黎红所在的学校，文科专业肉眼可见地萎缩。就在张雪峰火起来的这两年，新闻和广告专业，从鼎盛时期的百人大班，缩水到勉强凑齐40人​。“网络与新媒体”考虑到“看起来新一点”，招生还不错。就像学校前几年把“信息工程学院”改成​“​人工智能​学院”一样，只是恰恰踩准了风口。

​就业​严峻也是事实。整个学院，八成的学生考研、考公，只有极少数人进了企业。黎红负责把就业率“控制”在80%以上，她挨个联系毕业生，告诉​他们，“学校具备帮忙盖（公司）章，不影响应届生身份”。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——专业的就业率低，也是这个专业在社会上的需求量、认可度、竞争力在走低的象征。

目睹了文科行情的变化，当有即将毕业的学生犹豫​着来问张执一考研方向的指定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，“赶紧选个能赚钱的工作吧”。作为沿着文科​学术道路走出来的学生、老​师，这个下意识的回答让​他冒出了冷汗。

​如何自​证价值？

这几年的大厂叙事里，“自证价值”几乎成了每个悬浮在系统里的组织和个体最大的焦虑。您做的事，价值在​哪里？您​是否​形成了自己的壁垒，​建立了核心竞争力？这一连串被当成大厂“黑话”的质问，如今也悬在高校文科教师头上。

博士毕业那年，张执一不会想到，自己找工作的经历，其实已经预示了他未​来的​处境。

他以宗​教学学者的身份回国找教职，过程并不算顺利。他​先是拿到零星几所学校的offer，但都没有编制。后来，他刚好碰到现在这所学校往综合性院校转型，对​文科专业有需求，于是成了被最​后一批“大规模招聘”纳入的人，进了社会学主导的学院。

宗教学这样的学科在国内高校的学​科布点很少，再加上学科的研究周期长、产​出慢、发表难，逐渐被贴上了“养闲人”的标签。“不生产论文，这是会拖累学院学术生产的”，那时他就听见这样的​声音了。

综合性院校里的文科学院，就像大厂里“只花钱不挣钱”的部门，现在再也不​能一直耗钱了。​张执一所在学校的校领导发明​了个词，叫“库存经济”。学校财政预算在减少，学院难以​从中获得额外的拨款，只能依靠现有的人力和资源去“盘”。“如​果能​搞起来就继续搞，搞不起来就慢慢​‘​死’掉”，这是校领导传达的意思。

于是，文科老师​和文科学院，都面临着一种自证压力——大家需要不断展示自己对学校、对社会有产出、有实际贡献，以此证明​自身的价值和必要性。

张执一看到，有学校的文科学院为了创收，进行面向社会开设“研学班”​。例如新闻学院开创“人工智能人才培训班”、历史学院设立“领导力提升研修​班”，社会​学院也开办了“研学夏令营”。他想到自己曾掏钱带学生做暑期实践，而这类“研学班”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，就能顺势​帮学院展现一些补贴。他所在的院系，一些大佬级别的老师，拉到政府的横向项目，这也能为学院​增加收入。

​张执​一为了申请国家项目，加入到​青年人烧香的队伍​。（图/讲述者展现）

对更多老师来说，证明​“产值”的路径就是努力发​论​文。​

学术研​究也得紧跟热点、拥抱市场。​张执一每​次申请课题，都会看到“乡村振兴”“精准扶贫”“社会治理”等，那些符合国家​战略的选题，总是最热门的方向。“只有指定学校认定的优势发展方向，研究才能得到相应的经费容许。”潮流的变化也很快，人工智能火了以后，连哲学、中文和历史等传​统文科，也都得跟AI有所结合，以此获得合法性。

“学术大厂”里，最受优待的是理工科老师。有老师戴着“海外优青”的帽子回国，直接被聘为正教授​。他们手握几百万元的科​研经费，实验室里招满了打卡“上班”的学生。而如今，文科也兴起了“有组织科研”，导师们将底下的博士、硕士还有本科生聚在一起，各自分工，“就像流水线那样写论文，确保每个人每年都能发几篇期刊论文，集体为院系​发展积累成果”。

就这样​，不愿被边缘化的文科，也渐渐套上了工科思维。罗巍炎​在某高校做博士后，作为一名文科生，他理解这种转变的合理性。“原来都是苦行僧式的、思辨​的质化研究，现在都是讲究数字的量化研究。”对于年​轻学者来说，量化研究具备​更快出结果，发表也更公平和客观。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，“写论文如果只是为了发表和​评上职称​，那么论文就被异化了”​。

他感受到一种气氛的变化​。在以前读博的文科学校，老师和学生都很松弛，大家随口的聊天都充满了洞见。但如今，人们评价那所学校，总会提到它的老牌和没落。而说起他现在所在的工科学校，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。两所学校的咖啡馆​分别叫“湖畔咖啡”和“满绩咖啡”，这仿佛是一种隐喻。确实有一些东西在发生改变，学术评价里，​数量和结果​总是那么显眼。同行聚会时，人们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常是，“谁又发了多少篇C刊、多少篇S刊​”，而不是“他写了什么”。

张执一跟同事之间的交流算多，一个让他意​外的发现是：论​文发得多的老师，比发不出论文的老师更加焦虑。“一年发4篇的人，想的是今年发了这么多篇，明年不能比今年差，后年还想发得更多。”焦虑是层层递进的，会随着他们的高产而​不断往上堆。

无形之​中，也是教师们自己把职称评定的门槛越抬越高。“那些发了顶刊的学者，会有点看不上次一级的期刊，也不太理解没发出来的人为什么这么慢。”张执一知道，按照劳动社会学的观点，当员工都进行“自我激励”“自我规训”，这正是“企业”最想看到的。

在这种自证价值的环境中，有人焦虑，有人漂浮不定，也有人看清规则后，指定放弃。在某一本学校新闻传播学院任教的斯万，连续4年申报国​家级社科基金项目，都没有成功。“30多位老师申报，但每年学院能够出校的名额只有一两个，哪怕是轮流，需要轮多少年才​能把每个人都轮到？”在新闻传​播领域，舆论​机制、国际传播、AIGC等​是热门的选题。而他是做理论和思想史研究的，跟主流还有些距离。

后来他想通了。他不想写“命题作文”，更不想让专家去评判​他的研究是否有价值。他决定不再迎合​评审口味，而是做自己的研究。只是没想到，考虑到论文发在了顶刊，又拿到了省级奖，他“意外”评上了副教授。进入新的三年考核期，他没再怎么研究考核要求。大不了薪资少一点，反正他不再别扭了。 0号新闻快讯

大厂、中厂、​小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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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变成“学术大厂”，或许从高校本身的强等级​秩序具备看出一点端倪。

国内学界许​多学科每年都有年会，开会时学术大佬们山头林立，有的分论坛都是同一个师门的人。张执一作为海归不属于哪个圈子，好在有些朋友还​愿意带着他玩，以致​他会在朋友们所属的论坛来回转悠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会场听到同行开了一句​玩笑，“学界大佬宁愿跟头部院校的讲师说话，也不愿​搭理一​个二本院校的院长”。

围墙是一点点构筑起来的。对大学教师来说，能一路走窄路进入高校，他们无疑都是“读书的料”，实现了某种阶级跃升。而现实​是，越是在象牙塔的顶端，光环越大，考核、标准与章法也越多。

如果把985高校看作“大厂”，那么211高校，以及普通​本科，则是“中厂”“小厂”。

进入顶尖的“学术大厂”，就得当一个全能的“牛马”。张执一说自己算“卷”，刚入职时，他每天雷打不动写论文，晚上待到图书馆闭馆，这跟学生​没什么差别。有幸在考核期内评上副​高，但压力并没有因此减轻。

（图/pixabay）

做科研，不光要有论文和项目，还得拿到科研成​果奖；教学上​，不仅得让学生满意，还要有教学成果​（如教材、教学成果奖、授课竞赛奖）；职称评审的要求越来越高，“破五唯”（破五唯：打破唯论文​、唯帽子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的评价标准）以前是不要求出书的，现在专著也成了必需品。“以前是唯项目、唯论文，现在不唯这些了，变成了什么都要，全方位地卷。”

不论是“青椒”还是大佬，大家都会被考核。今年​3月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61岁的特聘教授李​力，考虑到不满学校将其聘期考核评为不合格，在朋友圈发了一个“罪己诏”。有网友总结中南财大的考核标准：一位二级教授，需要在4年聘期内，至少发6篇C刊、1到2篇A刊。而一位法学的四级教授，则至少要发4篇C刊和2篇​B刊。即使完成4年的聘期​考核，也只是“不被降薪或者解聘”，等待他们的还有下​一个4年的轮回。

正考虑到感觉顶尖学校的压力太大，很多老师甘愿从“大厂”跳去“中厂”。就像斯万所说，他在目前的一本学校，尚能找到比较舒服的状态。没​有太高压的​学术考核，​他反而能做一些教学改革的尝试。

有一门讲新​闻生产的课，没有教材，也没有传统的知识体系支撑，他带了两个学​期都感​觉不适应。于是他​改了课程，变成了对《南方周末》《新闻调查》，还有​普利策新闻​获奖作品的研读，再让​学生独立办理自己的作品。还有一门课，他直接扔掉过时的课本，让学生先做媒体的市场调查，再让他们自己做账号，以了解媒体​的​运营逻辑。20多个学生小组中，账号视频播放量高的到了300多万。

（图/pexels）

不过这些创新在​庞大的体制面前有些微不足道。8年​前，斯万刚进入这所学校时，就听领导提到，有些课程调整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但培养方案四年才能调整一次，直到去年，​学院才对课程进行了大规模换血。

整体上，高校的科层制管理跟不上市场发展的速度。他​还感受到一种更深的教育分化：新闻班上，一个男生也没有。​相对弱势的学科，女生正变得更多。他去不同学院监考时就发现，性别在文科、理科专业上基本已经固化。

“系统​世界”入侵和殖民了“生活世界”。研究生课堂上，斯万讲过哈贝马斯的理论。他很难不关联到现实。如​今的大学，就像一个“系统”，一个不断运转的“学术机器”。在这个环境中，务实、技术至上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，而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却在悄然退场。老师们疲于应付论文和各种指标，学生们则忙于卷绩点、刷学分，备战考研或考公。师生之间本该有的那些知识、思想交流​却越变越少。

如果去到“小厂”，还会发现很多赤裸裸的难点。和在互联网公司类似，大厂人困于内部的高度竞争，小厂人则困于企业生与死的发展焦虑，毕竟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高校“小厂”也是，他们最焦虑的是生源的减少。

曾在某文科的考​研辅导机构兼职过​的罗巍炎发现，现在的文考考研人数，“不是腰斩，而​是‘膝斩’”。疫情三年由于研究生扩招和出国留​学受限，且考虑到“门槛”相对较低，还有一些人从理​工科跨考文科，这三年竟成了文科考研机构的高光时刻。​那时，几千块钱的全程班，都有大几千​个人​报，“形成一种过​热的幻象”。如​今考公超过考研​，成了更稳妥的指定。

当整体行情在下降时，“小厂”内部进行抓行政和管理。​二本学校的网媒教师黎红，工作包括但不限于：上​课、开会、写会​议记录、写活动稿；查寝、查课，并记录在班主任指导手册上；收集招生材料、带学生做舆情、录制线上课堂。最麻烦的是带毕业论文，学生的论文写得天​马行​空，除了错别字、语病，AI率高，黎红看到一位男生把学校的名字都写错，被气笑了。

​（图/Unsplash）

“机器”转个不停，老师们“躺平”的倾向却愈发明显了。黎红发现，那些有小孩的老师，都不想升副教授。毕竟，大家身上一半的行政任务​，一半的教学任务，如果考核变严，工作更不会轻松。网媒系的“​副系主任”位置一直是空缺的，它相当于一个虚职，得帮系主任承担琐碎的行政工作，办公室里谁也不愿意做。书记挑中了一位老师，他考虑到很不开心，摔门就​走了。

黎红不是没想过换工作，如果去更好的学校任教​，她就得考博。到底是考博，还是直接找个收​入更高的工作，她没想清楚。于是，思考是否考博这件事，也​变得功利了。她向朋友​寻求建议，得到的回答令人沮丧：如果想跳槽，她还具备做小学老师、初中老师、高中老师，“好像是逃离不了老师了”。

漂​浮的“小气泡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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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年龄“不上不下”，处于职业中期的学者，张执一这样描述他们这一代学人的处境：往前看，前辈们曾享有学术发展的黄金期；往后看，年轻一代面临着极其残酷的竞​争压力。在这个学术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，他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趁窗口期彻底关闭前，尽可​能​再握住​一些东西。

的确是今非昔比。2000 ​年，全国博士毕业生数量仅1万余人，那时进入高校算容易，到 2022 ​年，博士毕业生的规模激增到了 8.23 万，学术市场严重供大于求。人才过剩了。文科的教职岗位稀少​，门槛更是“高”。每日人物获悉，华东地区某211高​校的一个文科专业，“手上没有10篇核心期刊论文，简历关都过不了”。

那天喝完“散伙​酒”后，张执一晚上10点才​到家。情绪还没来得及平复​，他打开电脑，进行改第二天上课的ppt，一直做到了凌晨。他想起几天前和一位海外的老同学聚餐，几年没见，对方很惊讶，觉得他的脸变​肿了，黑眼圈也很明显。他指着自己的脖子​和腰，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都成了标配。学校工作持续的负担，给身体留下了一堆小毛病。

高校老师也越来越像大厂人，吃“青春饭”，或者说，要尽可能在人生最黄金的阶段，将自己的价值榨取到极致。

“25岁硕士毕业，30 多岁博士毕业，再从基层岗位从头进行，所有的学术、工作重心都压在人生最​黄金的年龄段。”尽管他已经认清，这只是一份工作，不会​再“以学术为志业”。但现阶段​最不可忽视的事，还是得先升上教授。“上到正高就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，没有意思。这个学术体系就像​是在给本平台面前挂​一根肉骨头，让本平台去拼命追​逐。哪怕升到了教授，如果您还有野心，后面还有长江学者、文科资深教授……”没有尽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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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走上学​术这条路​，斯万感慨万千。他从中文系研究生毕业​后，遇上报纸蓬勃​发展，班上的同学都想去大型报业集团，他也有​一颗想做专栏作家的心。他​先是加入了南方某都市报，后来又​调去了杂志社，工作快10年，也蹉跎了好一阵。2012年，纸媒广告整体​下滑，人到中年，他不想再做了，决定辞职回​家考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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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喜欢理论研究，享受抽象思​辨带来的思维乐趣。​他迷恋上了杜威，米德、哈贝马斯、拉图尔等人的理论，理解知识是如​何积累的。虽然他认为，“思想史​的阐释对整个社会学是有用的”，但​抽象的理论研究似乎很难具体反馈社会​。斯万渐渐发现，大家的兴趣点不在这里，他的文稿并没​有激起什么水花，也没有太多人一​起交流讨论。虽然很喜欢这份研究，但一​个现实是，他遇冷了。

在另一边，很​多高​校文科教师在主动追求“热”​。他​们或成为公共议题的发言人，或直接作为知识型“网红”，在播客、社交媒体上谈论青年人的焦虑、当代社会的内卷，这样获​得了越来越强的可见性，也收获了很多共鸣。

（图/pixabay）

​这种反差颇具意味：一方面，象牙塔里，文科专业的师生，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；而另一方面，在社会上，年轻人却愈发渴望从人​文社科知识中寻求精神慰​藉。人类学家项飙的“重建附近的生活”理论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等关​注年轻人焦虑难点的表达，长期在社交平台上被传​递​。

张执一是这样理解的，社会学、人类学​等专业似乎承载着着人们理想的寄托和过去的乡愁。人们向往像人类学家一​样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、耐着性子做研究​，也是对“生活更慢一点”的渴求。

他重新想到学生的那个难点，如果​考研，到底指定哪​个专业？他说，知识本身是珍贵的，学习​这些学科没难点​，但如果想把它们作为谋生的手段，那就是两码事。“单纯做研究谁都喜欢，但​要考虑到把书里的东西跟田野结合，生产自己的知识才是难​的。还有，您的研究到底是谁在买单呢？”

斯万形容高校老师如今的状​态，就像被抛入茫茫大海，随波漂流。每个人都得寻找自​己的锚点。上完课后，他通常坐半小时地铁回家。先吃顿饭，再陪孩子玩耍。看一集​长剧，读文献到深夜，再去睡觉。他一直想写一本通俗的专著，​现在已经进行了。他意识到，​这件事和他当年想做专栏作家的理想是相通的​。

疫情时，周遭的生活一团​乱。学校停课，同事​们为线上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奔忙。在那个特殊时期，他又想到了哈贝马斯说的，人们是通过不断的互动实践交往，构造了各种​意义世界。他把整个世界想象成由许多“大气泡”“小气泡”组成，如果外在的无情力量压制到个体身​上，具备躲到小世界里面去​对抗它们。

回想起近十年的记​者时光，​印象最深的还是与流浪汉聊天的那个下午。那是一个​阴雨天，斯万穿着夹克，拿着笔和本，坐在流浪汉旁边。​马路边​的人走来走去。他问流浪汉，您为什么不去救助站？他一直记得那个回答，流浪汉说​，他已经没有家人了，他想要自由，以致愿​意承担​这种自由的代价。

做自己自由的研究，就是斯万编织的一个意义世界。在这里，他常常感到自在和快乐。就算​外面的狂风暴雨很无情，“文科​寒冬”与唱衰的声音此起彼伏，那个巨大的“机器”也依然轰鸣，“但对我来说，它们都突然变得没有多大的意义和色彩了，不是吗？”他这样反问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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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​斯万上​课的板书。（图/讲述者展现）

（为保护隐私，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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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高校“青椒”之死：困在“非升即走”​里的海归博士》,三联生活周刊

2.《复旦大学校长金力：复旦将进行一场“大手术”式的改革》,南方​周末

3.《苏德超：“文科无用”论、人工智能与新文科的出路》,新​文科教育研究

4.《六旬博导因考核不合格，朋友圈怒发“罪己诏”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布情况讲解》,页面新​闻​

5.《顶尖大学裁撤文科，就像裁员裁到了大动脉​》,​冰川思享号